青岭古道多春秋 奋楫笃行敢为先

黄埠山前多沧桑

黄埠山前村刘姓的发展是“克勤克俭”“唯耕唯读”的真实体现。其姓氏发展事迹，《黄埠山前村史话》总结有：“马奋居”的发展、“八大家”的崛起、“北楼”的出新、“八郎庄”的中兴等。

清朝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，天旱，东街的刘允周便和族人选择“走京”，即到北京闯荡，在北京从最底层的挑水工开始做起，后发现商机，开办车马行，自此生意越做越大，后请人题写牌号，即名“马奋居”。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马奋居后来为时代所淘汰，但是其发展历程体现了黄埠山前村人不畏苦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。

“八大家”是指8位“中”字辈刘姓族人及后裔17位“承”字辈所组成的人丁兴旺的家族。“八大家”两代人坚守祖业，勤恳耕种，同时兼职制革、制粉、纸匠、木匠等手工业，这期间不只是刘氏家族自身的发展，更促进了黄埠山前村传统经济的发展。

西街北头的刘中德原本家境一般，后到威海卫刘公岛的乾亭当厨师，赚到了一笔钱，回乡翻修旧居，因新修的房屋宽大明亮加之地处北坡，显得高大，村人俗称“北楼”。刘中德在威海接触到西方文化，受此影响，便以新观念培养子女，大力供子女读书，后子女大多有成，他们掌握现代知识，通晓外文。是为“北楼”出新，新指新人。

20世纪中期，东街的刘荷华除务农外，还在城厢南门外东侧开设“华聚永”杂货店，交给长子、次子打理。这期间，刘荷华一家处于鼎盛时期，不仅新盖了屋宅，杂货店生意亦兴隆，加之刘荷华共育有八子，在周围颇有名气，故称“八郎庄”。“八郎庄”不仅促进了刘氏家族的中兴，还带头了刘氏族人回返“卫城”发展的潮流。

黄埠山前村的历史历程并非一路坦途，明清时期的黄埠山前村备受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的影响。1919年8月，一场瘟疫无情地席卷荣成北部，黄埠山前村深受其害，人口300多人的黄埠山前村在三四天之内就死亡100多人，对此村民们不堪回首，伤心不已。《烟台卫生志》总结此次瘟疫实为霍乱，源头是旅客经港口传入境内，流行时间长、影响大的原因是医疗卫生条件落后。

黄埠山前村的村民没有被灾害和苦难打倒，在近现代时期，他们奋楫争流、敢为人先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，黄埠山前村的村民们积极平整土地、兴修水利，推动农业机械化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拉开了调整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序幕。1978年11月，安徽凤阳小岗村自发实行“包产到户”，后获肯定和支持，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发展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，黄埠山前村又顺应潮流，在1980年秋天，由村党支部书记刘承初带领，率先在荣成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极大地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性，随着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丰收，村民们交足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的都是自己的，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白面饽饽。

李常明其人辨析

黄埠村传说，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李常明，乐善好施、积德行善，人称“大善人”。黄埠村流传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故事，如“试妻”“一穗谷子打满仓”“架桥修路”“沙里淘金”“新河成仙”等。其中，“沙里淘金”的故事较为精彩，属“点石成金”传说的“变种”。

相传，李常明常年在外架桥修路，家中妻儿饥寒交迫，无奈母亲让儿子西行寻找李常明。儿子一路西行，最终在福岘口找到了李常明，儿子诉说缘由，言明家中窘迫，李常明遂找来一条布袋，撑开，铲了一铲黄石子，又铲了一铲白石子，扎好口袋后交给儿子说：“我要西去新河修桥，你将此背回家，够你们娘俩过活一辈子。”儿子只能悻悻地扛着布袋东归，一路行走本就劳累，还要背着一袋无用的石子，心中不悦。行经一个沙河套，放下布袋，掬水解渴，于是索性就提起布袋的两角，将石子一股脑倒进水中，卷起布袋，赶路回家。回到家中，母亲询问，儿子说明事情经过，母亲急忙展开卷起的布袋，在两角看到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，母亲说到：“儿子，你爹给你的石子是黄金和白银啊。”儿子对此追悔莫及。

李常明的相关事迹散见于道光《荣成县志》、道光《文登县志》。道光《荣成县志·卷十·仙释》记载：“李常明，邑黄埠村人，栖真马山寺，修炼得道。凿宁海之福岘口，行人便之，镌道旁大石云‘天成人善’，又修掖县之新河桥，后坐化，于是土人建塔葬之，立碑云‘羽化道人李常明之墓’。他处多有修筑，不能详举。”而道光《文登县志·卷十·杂闻》则载：“李常明，即墨人。栖真友松庵修炼，凿福岘口，山石为坦途，邑人西行便之。镌大石云‘天成人善’，今存道旁，后仙游不知所之。”

从上述方志原文可见，编纂于同时代的两书矛盾之处颇多。除开凿福岘口一事记载一致，其他诸如李常明的原籍、栖真地以及去向，皆矛盾不一。《昆嵛山志》记载：“此人（黄埠村李常明）与即墨修桥道人同名同姓，有人混作一人，误。”笔者查阅部分资料，发现道光《荣成县志》所载的李常明事迹实则是“即墨修桥道人”即同名同姓的李常明之事迹。

李寅宾编纂于雍正年间的《马山志》有《泥丸祖师传》（以下简称《师传》）载：“师祖姓李氏，讳常明，济南府阳信县美化乡红门李家庄人……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东入东莱，访七真遗迹，至于即墨。羽流接引以上马山。”可知，李常明栖真于即墨马山。又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即墨人宋暕作《泥丸道人李老师碑序》载有：“修滨都宫于栖霞，造端阳于莱阳，起崇德于平度，建龙宫于新河、店口二处。且除道成梁，所在多有。而其巨焉者，惟辟蹬于文登福仙岭，立桥于五龙诸津，变峭岩为坦途，视汪洋若沟洫。不世之功，计日而成。信非凡夫俗子所能胜任愉快者也。”可知，李常明在胶东修缮多座道观，则其募捐修筑文登县之友松庵（来鹤观、草场庵）是可能的。又李常明“除道成梁”，工程量最大是“辟蹬于文登福仙岭”“立桥于五龙诸津”。福仙岭即福岘口，古道两侧尚有大量凿痕，路面车辙印记明显，北崖峭壁有一块摩崖刻碑，碑顶横书“天成人善”四个大字，中部竖书“开山修路道人李讳常明之碑”，右侧竖书“三教乐从凡皆乘参真众行易”，左侧竖书“康熙十三年岁次甲寅开山修路”。“立桥于五龙诸津”，其中之一即是新河桥，笔者查询乾隆《掖县志》及后期续志，并无新河桥的记述。

但乾隆《昌邑县志·卷二·桥梁》记载：“新河桥，在（昌邑）县东北五十里，跨胶河，旧有石桥，久圮……国朝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道人李昌明募修石桥一百一十架，坚固平稳。”又乾隆《莱州府志·卷二·桥梁》记述：“新河桥，在（平度州）城西北八十里，昌邑东北五十里。”可知，新河桥横跨胶河，实际是在昌邑县，而非掖县。《师传》载：“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师在新河，每谓弟子曰：‘明年三月三日，吾将与二三子别矣。’至期，果端坐而化，祥烟满室。住世百十年归，遗蜕于马涧之南，遵治命也。”道光《荣成县志》所谓“新河坐化”，实则是从此误解。

上述种种论述资料，实则完全可以证明“除道成梁”的李常明非黄埠村人，而是修炼于即墨马山的全真龙门派第七代传人李常明。道光《荣成县志》错讹的原因，或许是荣成县、文登县西行之人多行经福岘口，因区域阻隔和时代悠久，时人不详李常明，又黄埠村李姓某位始祖名李常明，黄埠村遂将李常明之事迹“转移”给黄埠村李常明。道光《荣成县志》的编纂者未加详细甄别而编入志书，是“传说入史”的典型例证。

保家卫国英杰在

晚清时期，荣成北部沿海村庄之人多有参加北洋海军者，他们在甲午战争中或是壮烈捐躯或是英勇奋战，谱写一曲曲同仇敌忾的爱国悲歌。刘中福，黄埠山前村人，大致在光绪初年，到刘公岛投身北洋海军为练勇，1894年9月17日，服役于北洋海军旗舰定远舰的刘中福参加黄海大东沟海战，战斗之际，同舰上官兵一面救火、一面发炮御敌。后刘中福不幸坠海，在海面漂浮三天两夜，在现港西镇旭口村海域被人救起，后回乡从事生产劳动。

黄埠村是著名烈士蔡毅之的家乡。蔡毅之（1910年—1943年），原名蔡毓麟。1926年，为逃避封建包办婚姻，到沈阳就读于冯庸大学附中，九一八事变后，流亡北平，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做统计工作，后离职。1935年，受一二·九运动影响和洗礼，其抗日救国思想更为坚定。1936年，参加绥远战地服务团，后服务团被冲散，蔡毅之遭反动当局拘押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得以获释。回到家乡后，结识曹漫之、李耀文等中共党员，受他们影响，蔡毅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，组织妇女识字班，创办民众夜校，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。1940年3月，中共荣成县委领导的荣成县第一区区公所在城厢成立，蔡毅之首任区长。1941年9月，区干部在开会期间，遭到敌人包围，在突围中不幸被捕，被押解到威海卫日本山崎司令部宪兵队关押。其间，日本宪兵队对蔡毅之用尽各种酷刑，企图使其屈服，但蔡毅之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。日军转而又以美食佳肴、封官许愿等来诱降，蔡毅之始终坚持高风亮节，不为所动。1942年4月，经家人及商会、同乡会等热心人士帮助，蔡毅之被释放。回到家后，蔡毅之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，在村中发动群众清算伪村长的各种罪行。1943年秋，伪村长通风报信，伪宪兵队暗杀团伪装后来到蔡毅之家将其架走，在黄埠村东岗的花生地将其残忍地杀害，蔡毅之身中72刀。牺牲时，蔡毅之年仅33岁。

1942年2月，北郑家村第一届党支部成立，郑永彩任书记。1944年5月，黄埠山前村第一届党支部成立，刘承利任书记。1946年4月，黄埠村第一届村党支部成立，李振开任书记。在基层党支部的引领下，3个村适龄青年积极踊跃参军入伍。在全民族抗日战争、全国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3个村共有13位革命烈士。

黄埠村和黄埠山前村有6位革命烈士，分别是：刘承忠，1909年7月生，荣成县支前民工大队民工，1949年在浙江战斗中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李振川，1924年10月生，1945年入伍，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炮营连长，1948年9月在济南战斗中牺牲；田福源，1928年7月生，1945年入伍，胶东军区五师班长，1946年在昌邑战斗中牺牲；李振平，1927年8月生，1946年1月入伍，胶东军区新六师二营四连二排战士，1947年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李克成，1929年11月生，1949年2月入伍，志愿军战士，1951年在朝鲜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阎进堂，1916年8月生，1944年10月入伍，1948年11月在徐州战斗中牺牲。

北郑家村有7位革命烈士，分别是：郑培伟，1925年8月生，1947年1月入伍，志愿军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六连班长，1951年5月在朝鲜战场牺牲；郑维信，1924年2月生，1943年入伍，胶东军区东海独立团班长，1945年在威海战斗中牺牲；郑维仁，1923年4月生，1944年入伍，参军后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郑永常，1920年6月生，1942年入伍，1947年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郑培太，1920年3月生，1940年入伍，荣成县六区中队战士，1942年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；刘殿盛，1925年2月生，1945年入伍，华东野战军九纵战士，1947年失踪，1958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郑维良，1929年8月生，1946年入伍，生前为华东野战军九纵战士。

时光流去村庄新

黄埠村、黄埠山前村、北郑家村三村，在明清时期先后属于文登县、荣成县的朝阳都辖区。中华民国成立初期，属第一区；1940年4月，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，属第一区；1949年10月，属荣山区；1951年3月，属第五区；1958年，属城厢乡，是年9月，属成山人民公社；1966年8月，更名城厢人民公社；1982年2月，改称成山卫人民公社；1984年4月，属成山卫镇；2002年7月，更名成山镇。

黄埠村村域面积0.89平方千米，村民230户、530人，有李、蔡、徐、阎、梁、于等姓，耕地900亩，以种植玉米、小麦、花生等粮油作物为主。黄埠山前村村域面积0.31平方千米，村民106户、204人，有刘、荆、侯、王等姓氏，耕地376亩，果园43.8亩。北郑家村村域面积0.93平方千米，村民210户、420人，有郑、徐、孙、刘等姓氏，耕地1030亩，山林500亩，果园730亩，以栽种无花果、苹果等为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三村村民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，农业、林果业有一定发展。北郑家村大礼堂是一栋保存原貌的老建筑，1969年开工，村民集体建窑烧砖、开凿石料，出工出力、出谋划策历时两年于1971年竣工，是时代的见证和缩影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尤其是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以来，三村的主要道路基本硬化，与周边的X043县道、S301省道、G228国道等交通干线连通，交通便利。三村建设有文体健身广场、商店、农家书屋、老年人活动室、妇女之家等便民服务设施，便利村民生活。青岭掩映，新路绵延，三村面貌一新，村民幸福舒畅。